1941年11月，太行山深处的华北书店里，刘大明拆开一封来自香港的信，署名“远昭”，信里说“窦大哥精神还好，虽然事情不大如意，此病彼病，他还是很精神地挣扎下去”。刘大明会心一笑——他知道，“窦大哥”不是普通人，“此病彼病”也不是真的生病。这封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内部“家信”，满是只有他们能懂的暗语，藏着文化工作者在敌后抗战的坚守与默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