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1年9月，延安鲁艺的窑洞里，31岁的钟敬之提笔给远在湖南祁阳的弟弟写信，信纸间满是对家园被毁的悲愤——“房屋遭敌寇烧尽，人虽幸免于难，但衣物、器具悉付火中”。这位后来成为新中国高等电影教育奠基人的文艺战士，此刻既是牵挂母亲的儿子，也是背负国仇家恨的革命者。这封穿越战火的家书，藏着一个家庭的苦难，也见证了一位知识分子在乱世中的家国担当。